中国大量进口的大宗原材料价格一涨再涨，而大量出口的原材料价格却一跌再跌。国际贸易,中国的定价权在哪里?目前，中国已然陷入一个“贸易大国”与“定价小国”并存的尴尬境地。

　　失望并且失落。2006年6月20日，宝钢集团代表中国钢厂与铁矿石主要生产商必和必拓(BHP)公司达成价格协议，精粉矿和块矿价格比上个年度上涨19%。这一涨幅与此前为全球大多数钢铁生产商接受的“首发价格涨幅”一致。《中国含恨接受铁矿石上涨19%》，媒体用了如此煽情的标题，因为业内期待的“中国价格”并没有出现。而在5月中旬，LME(伦敦金属交易所)期铜价格大幅飙升，达到8800美元/吨的历史高点，较2001年上涨了6倍，较今年年初也上涨了一倍。同时，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期铜价格也频频走高，并达到85550元/吨的历史新高。这些前所未有的情况，无疑又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对所谓的“中国因素”的种种议论。

　　富饶的贫困

　　实际上，在大量进口铜、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原材料商品的同时，中国也在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稀土和焦炭等原材料,但遭遇的境况却恰恰相反。

　　内蒙古自治区稀土行业协会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稀土产品供应量占全球总需求量的85%以上，出口量逐年增加，但是价格反而急剧下降。2005年,我国稀土产品出口量为5.49万吨，是1990年的9倍，但平均价格却从每吨1.36万美元下降到0.73万美元，下降幅度达46.2%。

　　在焦炭出口上，中国遭遇的情况也颇为相似。2005年全球焦炭产量达到4.539亿吨，其中，中国焦炭产量达2.43亿吨，占世界焦炭产量的一半以上，比2004年增长16%。但在出口价格上，中国的境况却相当被动。目前的焦炭出口价格已经跌到只有2004年高位价格的一半。这不能不说是种“富饶的贫困”。

　　在稀土出口价格受到压制，国内企业为出口而竞相压价大量出口的时候，因为担心受制于中国，日本则大举储备中国的稀土金属。据报道，日本政府将提出“国家能源资源战略规划”。该规划除了储备原来国家法律规定必须储备的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质，还将储备铂、铟以及稀土等稀有金属作为必须储备的战略物质，以防止因这些稀有金属的短缺影响日本经济的正常发展。而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消息及公告，中国稀有矿产资源的储备才刚刚提上日程，目前还只是处于调研阶段。

　　非理性繁荣?

　　在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的大宗原材料商品方面，国际商品市场却刚刚见证了一轮高昂的牛市，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70美元大关，伦敦期铜价格更是达到每吨8800美元的高位。

　　“股神”巴菲特认为，飞涨的资源商品价格并不主要源于基本面因素，而是大量投机资本进行炒作的结果。近几年资源商品上涨的起始阶段是由基本面带动的，然后是大量投机资本涌入并主导了市场，才使商品价格一路上扬。他认为，除大麦、玉米、大豆等农产品外，其他所有的商品都出现了非理性繁荣，特别是金属和石油这两大商品出现“令人恐怖”的上涨。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研究员提供的资料显示，在石油期货合同中，对冲基金掌握的占三分之一。而在过去，这些资金只在股市中存在，是不进入期货里面的，因为期货一般来说是围绕着物质生产进行。王建认为，在目前的全球的资本运动中，主体不再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这可以从2005年全球商品和货币交易额的统计数据中得到印证。2005年，全球商品交易额是6.8万亿，而货币交易额是700万亿，其中和物质生产流通相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如此庞大的资本流动，必然要影响价格。也就是说，这个价格的变动并不是由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资本的运动决定。

　　如何突围？

　　对于目前中国“贸易大国”与“定价小国”并存的尴尬现状，北京师范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赵春明教授认为，这需要从内外两方面来给以科学的分析，而不能让担心流为情绪化的言论，这对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占据着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其中就包括了国际贸易尤其是大宗原材料及重要能源贸易的定价权。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它们掌握了世界上90%以上的国际投资和85%以上的国际贸易份额。无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交换中，它们都占据着上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根本改变贸易大国和定价小国的被动局面，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从内部因素来看，中国企业在规则意识、协作精神以及运用国际规则的经验上的欠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甚至“意味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上自行放弃了话语权”。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定价小国”的被动局面，政府和产业界还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 “中国铜原料联合谈判组”的成功经验给中国各行业应对类似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2003年11月，占中国铜产量70%以上份额的江西铜业、铜陵有色等铜企业，共同制定了《铜原料联合谈判公约》及《铜原料联合谈判组实施细则》，同时划出了价格底线，还对外宣布中国冶炼厂已作好减产准备。这对当时的国际铜原料供货商造成了较大影响，并使之后的国际铜原料市场发生了有利于采购方的转变，争取了中国在全球铜原料采购中应有的地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的李权教授认为，在目前这种稀土、焦炭等中国大量出口的产品是买方市场，石油、铜、铁矿石等需要大量进口的产品是卖方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发挥特别的作用，建立健全我国的期货市场。

　　5月28日，在第三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姜洋指出，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中国因素”正以全新姿态强势崛起，“中国标准”、“中国价格”开始显现威力。最明显的例子是，2004年8月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的燃料油期货的“中国定价”和“中国标准”地位开始显现，结束了中国燃料油进口企业只能以“新加坡价格”作为惟一结算参考的历史。对此，广西大宗食糖交易中心总经理尹家纷觉得不宜过分乐观，他认为，中国在期货市场的基础建设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赵春明教授也持类似看法。在他看来，从外部因素来讲，中国面临的仍然是由西方国家占主导权的国际经济秩序，外部环境的缓解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从内部条件而言，无论是交易品种数量还是交易规模，中国期货市场与国际期货市场还有很大差距。而且，我国目前在期货市场的法律环境、政策取向、操作技巧、人才管理以及国际经验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积累才能逐步解决。

　　“因此，尽管我们已经上路了，但是要真正实现从‘中国因素’走向‘中国定价’，从‘加工中心’转变为‘定价中心’，还将任重而道远。”赵春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