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商任志强频频发表刺激性言论，一次又一次地招致舆论的谴责。笔者观战良久，终于发现问题：面前的舞台是多层的，较量双方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攻之者站在道德层面，他则站在法律层面。因此，刀来枪往，看似热闹，实则招招皆虚。你看，一方说他为富不仁，没有同情心，没有社会责任感，他却坚持在商言商，理直气壮。纵观任氏言论，无论是“房子是为买得起的人盖的”，还是主张建“穷人区富人区” ，还是“小户型若不能赚钱就可以不盖”，无不是在商言商，也都没有触犯法律。有网友觉察出了问题，直言任志强有“原罪”，意在击倒他，叫他5秒钟之内爬不起来。但细观之下，却只是理论上的推断，并无真凭实据，不可以据此对簿公堂，而且，对方若计较起来，还会陷于被动。此事凸现了道德法庭在中国特有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尴尬与无奈。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是道德经济。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但仍然习惯于拿道德的标尺衡量人和事，就难免遭遇尴尬。

　　那么，市场经济就不要讲道德，不要讲社会责任感了吗？当然不是。问题是中国刚刚迈进市场经济的大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还没有生出来，甚至他们的妈咪还没有受孕，就是说还没有影儿。抛开任志强不说，放眼整个社会，可以发现，中国正经历着一个道德沦丧的危机期，众多人的心态，何止是浮躁，简直是疯狂，好比一池春水，被搅得翻天覆地。请看，几千年的沉渣一时间都翻上了水面。女人假结婚骗取钱财，旧时叫做“放鹁鸽”，现在有了；拐卖儿童，旧时叫做“拍花子”，也有了；“碰瓷”乃旧时黑道语言，现在出现在首都的大街上；卖官鬻爵是古时候官场传统(即传统文化之一端)，如今又恢复了；警匪一家是老把戏，再次上演。凡此种种，难以尽述。与此同时，洋垃圾也飘满了池塘水面。抢劫银行以前只有在电影里能看到，现在来了；操纵股市，那是《子夜》里的情景，现在也来了；圈地运动是英国工业革命时的节目，现在变相重演了。凡此种种，也难尽述。除此之外，高科技也登上了竞技场。手机短信诈骗， 福建农村的农民玩得炉火纯青；黑客盗取银行存款，也屡有发生。这些都只是一个轮廓，现实生活中要丰富多彩得多，那些发了疯的人们果真是向着一切可以牟利的方向进军，无孔不入，无计不施，无恶不作。在这种道德滑坡的大背景下，把任志强推上道德法庭，能有什么实际效果呢？

　　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舆论和任志强之间的这场较量还凸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现实生活中，贫富分化已经是一个谁都能看得见的现实。我们现在不提阶级了，已经累了。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群体也好，阶层也好，阶级也好，它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其次才是政治概念。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态度，先有经济意义，后有政治意义。如今的中国社会，富人和穷人的利益考虑已经不可能一致。不一致就有碰撞、怄气、对骂、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就是利益冲突。有冲突就会引起社会不安定。那么，我们能要求富人多考虑一点穷人的利益，多考虑一点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吗？难。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资本家的天性。古时候，商品经济不发达，古风犹存，商人们只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所谓“逐什一之利”。现在，许多商人连十分之十的利益都不满足，必须有十分之三十、四十的利益才觉得过瘾。一副眼镜架，出厂价20元，商店里卖六七百元。你可以骂他黑心，却不能把他抓起来。任志强不考虑穷人利益，他没有犯法，你可以谴责他没有道德，却不能把他抓起来。

　　不同利益的群体之间互相辩难、谴责、干架、打口水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有一个公正的、权威的第三者居间调停。这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他们才是平衡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分配的责任人。他们一个制定游戏规则，一个执行游戏规则，使社会的天平保持动态的平衡。比如任志强说如果小 户型房子不赚钱，开发商可以不盖。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就应该制定一套游戏规则，增加大户型房子，特别是豪华别墅买卖双方的税收，使买卖双方感到不合算，使开发商感到还是盖小户型房子能赚钱。规则有了，政府就照此办理，问题迎刃而解。

　　这就牵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许多地方的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是一伙，在那里与民争利，与开发商合伙把普通群众的口袋掏空。有的政府本身就办有 房地产公司和建筑公司，他们既是官，又是商。这些地方的政府由于直接介入了经济活动而失去了充当利益平衡者的功能和意愿。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也许有人会说，你怎么总是把中国社会描绘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如果这样，我表示歉意。但我提供的只是特写镜头，并非全景式扫描。历史地看，中国社会如同长江，里面会有死狗死猫，人畜粪便，甚至于血淋淋的人头。但千百年来，没有影响它载舟、灌溉、供人饮用，日夜不息地冲刷出一片锦绣河山。“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太理想主义也不好，越想越气，影响食欲。

文章来源： 新华网